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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履痕》(三)——离休干部卫乃斌回忆录
来源:    查阅次数:9644    发布日期:2015-04-29

八十履痕(三)

坚定信念永远跟党走

临泉解放初期,在共产党的治理下,群众切身感受最明显的有三大变化:一是基本稳定了物价。解放前国民党政治腐败,管理无能,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原来的纸币不行了,换了“金圆券”仍然不行,物价一天一个样,群众恐慌不安。解放后,共产党通过贸易公司组织货源,平抑物价,一下就把物价稳住了。当时使用中州币、北海币等解放区的纸币,印刷质量和纸张看着简单、粗糙,但群众很看重、很相信。后来有了人民币,印得就比较精致了。原来一万元解放区币折换一元人民币。当时物价平稳,东西很便宜,一角钱人民币可以买四、五个鸡蛋。群众的心一下就安定了。二是,整治社会丑恶现象。主要是关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同时,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工作,肃清制毒、贩毒、吸毒现象,净化社会风气。三是清剿土匪,整治社会治安。对于土匪、“大褂子队”、国民党残余、散兵游勇等,能教育改造的,给于适当出路,改造不好的就坚决镇压了一大批。使社会治安得到基本稳定。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共产党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

当时党和政府在农村的主要工作是反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除了清剿土匪外,首先就是整治恶霸势力。反霸工作起初开展不起来,群众有顾虑,不敢检举揭发。当时临泉有个恶霸,曾当过伪保长,有罪恶行为。根据其罪恶,县里决定枪毙他。虽然他的儿子当时就在阜阳县人民政府当县长,但临泉县还是毅然决定镇压这个恶霸,到处张贴“打倒恶霸,枪毙XXX”的标语,并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立即枪决。这一来,群众议论纷纷:“共产党真是铁面无私,他儿子虽然当县长,他有罪恶,照样镇压!”群众没有了顾虑,就敢和恶霸、地主斗争了,局面打开了,农村的各项工作也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壮大,全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清醒地预见到,在革命队伍中,可能会有人产生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思想情绪,于是在1949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敲响警钟:“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文艺团体也及时配合演出《太平天国》一类的历史剧,进行教育。紧接着又认真地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社会上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时开展的“三反”运动是非常认真的,贪污一百万元解放区币(也就是一百元人民币)就算“老虎”。各局、各单位每天都要向县委回报运动情况,没有打出“老虎”的就会被认为工作不力,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单位就出现一些逼供信的现象。被怀疑的对象(一般是直接管钱物的人如会计、司务长、采购人员等),不交待就不让休息,搞“疲劳战”等等。但是运动结束时,对定案结论都强调实事求是,重证据,严格按政策办事。所以,虽然那次运动,声势浩大、教育深刻,影响深远,但基本上没有冤假错案,没有后遗症。运动中,每个人都按高标准、严要求,自觉地进行检查。记得我的检查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公家做衣服裁掉的碎布拼轧了一个布腰带;二是到阜阳出差,原来步行,后来学会骑自行车途中时间短了,仍按原标准报销出差费,多报了几顿途中补助;三是有时写私人信函,用了公家的信纸。三笔自估可能有三、五块钱。自己讲讲就算了,也没有人讲什么。这次运动对每个人都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中央决定杀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震动很大。应该说,运动的效果是非常大、非常好的,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其间,有一件事更使我记忆深刻。1951年县政府财粮分家,分别成立了财政科和粮食局。我被分到粮食局先任会计股副股长,之后任股长(粮食局股长当中就我一个是党员),当时粮食局长成加锐同志调到阜阳专署粮食局当副局长了,县粮食局只有一位副局长杜继美同志主持工作。在他出差不在机关时,一天县长申毅同志把我叫到县政府,对我说,现在水利工地民工急需口粮,你赶快给工地调拨80万斤黄豆,以后再补办手续。我说,没有专署的调拨单,不能办。他看我年龄小个子又矮,像个小孩子样,就吓唬我说,不办,我马上叫公安局把你关起来!我说,你作为一县之长,下令把全县的仓库都打开,调多少粮都可以,但是我不能办这个调拨手续,把我抓起来也不能办。他看吓不住我,口气就缓和了说,你回去考虑考虑,明天给办。我回单位后,当即给专署粮食局成加锐副局长打电话请示。成加锐说:没有调拨手续不能办,你坚持得对。叫县政府赶快派人来办调拨手续。我估计,申毅也同时请示了专署,不再逼我了,后来调拨手续办好后才把粮食调出。有次我到阜阳出差回来后,有的同事就告诉我:申县长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时,提到你了。我问,是不是又批评我了?他说,不是批评,是表扬。申县长说:“没有办好调拨手续,卫乃斌同志不给调粮,是坚持财经制度,我却批评他,还要关他。这就是我官僚主义作风的表现。”(申当时做的是“三反”动员报告)。“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县委成立了“三反”和整党整风办公室,就把我抽调到这个办公室工作,运动结束后就正式调入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检查员。那时,纪委书记是县委副书记兼任,纪委日常工作由秘书负责,还有两个检查员。后来秘书调走了,我就担任了秘书。那时县委机关各部门人都不多,宣传部就一个部长,两个干事;组织部人多些,一个部长,一个干部干事,一个组织干事,一个统计,一个管理档案的。

1991年,我带领蚌埠市人大几位副主任和工作人员到河南省平顶山市学习依法治市方面的经验。了解到申毅同志就在平顶山市工作,原任市委代理书记,后任市政协主席。晚上我去他家看望他,说起1951年那件事,我说,当时年轻.做事呆板,如果现在,可能会考虑变通处理。他说:你那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邀请他抽时间到蚌埠看看。后来他就来了,我陪他参观了一些工厂和精神文明建设搞得较好的街道和居委会,他走时我把他送至蚌埠边界,他很高兴。

从我的亲身体验中,亲眼目睹党的各项政策认真贯彻实施,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显著。体会到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确实是英明、正确的,是治国有方的,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深刻影响,终生不忘

从苦难童年,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这段经历在我的思想观念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脑海里留下了两个深深的烙印。一是感恩思想。对父母要感养育之恩。我虽然少儿时期很苦,但毕竟活下来了。所以要感恩父母。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领到五角钱津贴(那时实行供给制,除供应吃、穿外,只发很少的零用钱),交给父母三角,自己只留两角零花。调离临泉后,每年春节都要回去看望他们。虽然中秋节不回去,但我要买些月饼寄回去,即使有时出差在外地,也会在当地买好月饼寄回去。每月都给他们寄生活费。父亲1997年去世后,我仍然给继母寄生活费,并且随着我的工资增长而增加。以前不知道继母的生日,自从知道后,每年继母生日时都通过邮政系统,由当地邮局给母亲买个生日蛋糕寄送到家里。现在母亲因年老行动不便,怕她寂寞,便给她买了几样智力玩具,总想让她晚年生活得好些,心情愉快些。

除了感恩父母更要感恩共产党。如果不是共产党,我不知能否活到今天。共产党从死亡边缘救了我,而且把我一个只有小学文化、什么都不懂的青年,培养成党和国家的地市级领导干部。我在思想深处铭记应该感恩共产党。为了感恩共产党,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上,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工作。在临泉县工作时期,多次被评为县直机关和地区粮食系统工作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到省、市领导机关工作后,对自已负责和分管的工作,都高标准、严要求、不甘落后,力争做到更好。为了做好工作,我首先注意刻苦学习。原来文化程度低,就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文化。到省直机关工作后,认认真真地读了三年业余高中,三年业余大学。晚上的时间,除了加班,几乎全部用于学习。为了做好工作,经常加班熬夜,甚至通宵达旦,毫无怨言。1956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白鲁克同志带领我们一帮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和秘书,住在稻香楼宾馆,起草省党代会报告中党的建设和党群工作部分,连续四天四夜,基本上没有休息(只是饭后靠在沙发上小憩片刻)。任务完成后,省委招待大家看电影,那时看电影是难得的机会,但我却在座位上睡着了。担任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后,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明同志,每次下乡都带着我。杨明同志组织观念和全局观念强,他有个习惯,每次下乡,不光是了解组织工作,更主要是了解工农业生产,而且经过每个县都要向“省委并曾希圣同志”寄个书面报告。一般是一个县停一天,至多两天,下去一次要跑五、六个县,就得写五、六份报告。为了写好报告,我得集中思想,把随时听到的有关情况都记下来。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下乡时随身带个小笔记本。他听取地委、县委回报情况,要记下来。他和地、县、区、乡负责同志的谈话、甚至吃饭时交谈的情况,谈的各种数据和他的一些看法、意见都随时记在小本子上。然后,在他晚上休息后,我就起草报告,第二天早晨给他审阅。他审阅同意后,我只能利用午休时间誊清一份(虽然他一般没有多少修改,但要留一份底稿),然后交当地党委办公室寄出(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接着开始转到下一个县,非常紧张,也非常疲劳。后来杨明同志看我太辛苦,再下乡时又带个秘书,反正汽车里除他和我,以及警卫员,还可以再坐一个人。这样就可以两个人轮流记录和起草报告。由于长时间(1955年至1962年)搞文字工作,经常加班熬夜、生活不规律,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至今睡眠状况不好。但我觉得这是工作需要,虽然劳累,但得到了锻炼。用现代的时髦说法,就是辛苦着并快乐着。

二是节约观念。经过苦难的童年岁月,我深深地感到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饱含着劳动人民的辛苦,都来之不易。解放初期老同志们那种艰苦朴素作风,又加深了“艰苦朴素为荣,铺张浪费可耻”的理性认识,并在思想深处,牢牢地扎根。我认为,国家再富裕,也应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倡导艰苦奋斗的作风。个人、家庭再富有,也不应铺张浪费。所以在家里吃饭,吃剩的饭菜只要不变质,下一顿就加热后接着再吃掉。穿的方面,不是太破的,能修修补补再穿的还是要物尽其用。比如衬衣和棉毛衫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把这两处翻新或更换一下,还可以再穿几年。在机关任职时,对于公款消费,我一再要求大家注意节约。出差不住三星级以上的宾馆,也尽量不住套间,公款接待,一再强调饭菜够吃即可。“要把花公家的钱当成花自己的钱一样,精打细算”。我不是“沽名钓誉、矫揉造作”,确实是观念使然。

搁笔沉思……是否还有什么要写的?苦难的童年,我是含着泪写的。解放初期的经历,也是切身感受,记忆深刻的一些事情。至于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之后,也有些难忘的事情,但是涉及到干部使用,涉及到具体人就不写了。仅此而已,就这样吧!

 

编者按:卫老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八十履痕》至本期全部刊登完。我们老干部工作者要继续学习和传承老同志的光荣传统,以老干部的优良作风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干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