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银发天地 > 红色记忆
《八十履痕》(二)——离休干部卫乃斌回忆录
来源:    查阅次数:9652    发布日期:2015-04-29

八十履痕(二)

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刚参加工作时,我实际年龄还不到十七周岁,个子又矮,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卫,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后来知道,早在上干部培训班时,组织上就了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已把我作为党员培养对象。所以我到县政府工作不久,就于194910月虚岁刚满十八岁时参加了共产党。从此,大家不光在生活上关心我,而且在政治上也关心我。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生活上,那时解放区经济还不富裕,而且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虽然实行供给制,管吃管穿,还发洗澡票、理发票和少量零花钱。但伙食标准不高,粗、细粮搭配,好在青菜、萝卜、豆腐、粉丝烩在一齐,吃的比往常在家里好得多了。开饭时,到厨房打一盆菜,拿些馒头,大家就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每个周三和周日上午还改善伙食,不是吃鸡丝面就是吃饺子。饺子馅就是在白菜、萝卜里面加点肉,由各单位按每人一斤和好的面团、半斤馅领回自己包,包好后送回厨房由炊事员帮助煮,煮好后再打回各单位吃。

由于参加工作前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营养不良,导致我患有严重的贫血,工作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正常生活,加上医生的治疗就逐步好转,康复了。

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不仅体现在生活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老同志们那些艰苦朴素,遵守制度、坚持原则、关心同志的好作风,对我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干部队伍中,工农干部多,多数人因为出身贫苦,上学少,文化程度低。也有些人出身于富裕家庭,文化程度高,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后,都能吃苦耐劳,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缝补。为了准备渡江战役,各基层粮库、粮站储存的粮食比较多,有的存放时间长了,就略有变质。对于这些不太好的粮食,都是地方机关人员吃,好的留给部队。按照财经制度规定,党政机关实行供给制的,每人每年可以发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但我们县的财粮科长成加锐是个“三八式”老同志,为了节省国家开支,他决定,每人换下的棉衣,把面子拆下作里子,只用新布做面子,请裁缝带缝纫机到机关做,这样就等于两年发一套棉衣。对于这些,同志们毫无怨言,只是县长任慎修有次在院里见到成加锐时说:“老成,应该每年发给大家一套新棉衣,你怎么发的是半新半旧的,怎么这样抠?”成说:“能节约的就应该节约。”县长就说:“没见过你这样的科长!”成说:“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县长!”以后还是按财粮科的办法做,县长和科长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

当时共产党还处在秘密状态(1950年下半年才公开),群众不知道哪个是共产党员,但每个党员基本上都能自觉地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已,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支部会和党小组会能按制度正常召开。在党小组会上,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很自然,批评者能出于公心,不回避矛盾,敢于当面批评,与人为善;被批评者能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凡是指出我缺点或提醒我需要注意什么的同志,我从内心里感激人家,认为这是真关心自己。

工作上大家都能互相帮助。我当时工作职务是县财粮科仓库出纳。那时,部队和地方各单位到基层各粮库、粮站领粮、领柴,大批量的凭县财粮科的调拨单,数量不大的就凭粮票、柴票。然后,各基层粮库就把收的粮票、柴票交到县财粮科,由我清点、上缴。这个工作量大,收的粮、柴票多的时候就堆在大条桌上,财粮科其他的同志都过来帮忙。整理好后,我就背着去专署上缴、报账。当时都是黄土路,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临泉离阜阳120华里,我得走两天。一般都是头天走60华里,晚上住在临泉与阜阳交界处一个集镇,叫栗头店。这里离临泉和阜阳都是60华里,正好一半路程。由村长安排吃住的地方。村长派在那家吃饭,吃一顿饭就按规定交群众粮票、柴票或就餐证。以后由村里统一到乡里领粮、领柴或领钱交给群众。住的地方一般是没收的地主大院(白天就是村的办公地方),空荡荡的一个大院子,就住我一个人,心里有点害怕,但是穿着国家干部的制服,又不能说自己害怕,只能硬着头皮住下。夜晚睡下后,把门关上闩好再用大杠子或桌子顶住,然后把枪装上子弹和手电筒都放在枕头旁边。虽然思想上紧张,但背着东西走了一天的路,太累了,所以也能睡着。过去在临泉从古城孜到县城上学经过一片坟地时,还有点紧张。现在每次住这空荡荡的深宅大院里,也就坚持下来了。看来胆子也是锻炼的。后来有关部门从淮海战役缴获的战利品中分了一匹骡子给财粮科。科里就让我骑着骡子去阜阳缴粮、柴票,这样能多驮点。大家帮着装好扶我骑上,骡子高大,我就高高在上地骑在上面,一手扶着鞍,一手牵着缰绳,觉得不错,比步行好。上路后,骡子开始走得还好,但约走有三十里路时,它就不愿走了,想吃路边的草。我想用东西赶赶它,就顺手在路边的柳树上折了一条柳树枝,那知树枝垂下来碰到了骡子的眼睛,把它吓惊了,它就拐回头往临泉方向跑。开始我还不太怕,反正我牢牢抓住鞍就行了。谁知它跑着跑着把绑着鞍子的皮带挣断了,一下就把我和布袋撂了下来,更危险的是,我的一只脚还被套在脚镫上,拖着我跑了一段,才被路上赶集的群众拦住。群众说:“幸亏骡子的蹄子是从你身上跨过去的,如果它一脚踏在你肚子上那就危险了。”后来他们帮我重新装扎好,又上了路。这时我就不敢再惊扰它,慢就慢点吧。我就骑过这一次骡子,后来就不再骑它了。以后学会骑自行车,再到阜阳就不用步行了。

那时人们的组织观念都很强,工作上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叫到哪里就哪里,好像没有谈话征求意见的情况。人们就怕说:“你有个人主义,闹名誉地位”。1954年安徽省召开党代表会议。临泉县去了五个代表,当时没有经过正式选举,就确定一个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各去一个,好象还去了一个区委书记。我是代表纪委去的,会议期间,除了大会,有时还分地区、分系统开小会。当时代表中数我年龄小,会议中的表现可能给有关同志的印象不错。回来不久,就接到省委组织部通知,要我在1955120号前到省委组织部报到,以后就到省委组织部工作了。

在待遇上,大家都相互谦让。开始实行供给制,后来改为包干制、工资分制,待遇有所增加,但大家基本上一样。各级干部之间略有差别,一般干部吃大灶伙食,区级干部吃中灶,县级干部吃小灶,没有大的差别。后来要实行薪金制(好象是1951年开始),差别就比较大了。薪金制比包干制增加的钱较多,但不是一齐改,而是分期分批改。大家都互相让,都让别人先改,让最困难的同志先改。我是到省委组织部后1956年最后一批改为薪金制的。

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是温暖的、幸福的、心情是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