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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履痕》(一)——离休干部卫乃斌回忆录
来源:    查阅次数:9105    发布日期:2015-04-29

八十履痕(一)

  

    光阴似箭,人生易老,转瞬之间,我已年届八旬,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离职休养也已十五载了。离退休的老同志,许多人都写了回忆录。我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经历,也没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记忆力又不好,所以,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回忆和能够回忆起来的东西。有时静下来,翻翻以前拍摄的照片,觉得也可以从中大致领略到过去岁月的痕迹。于是就花了点工夫,把以前存下的照片都翻阅了一遍,从中选择一部分汇集起来,编印成这本“八十履痕”。选出来的照片,大体分类为:亲切接见、工作掠影、离休之后、融融亲情和业余爱好等五部分。主要是以照片的形式,对过去的经历作了粗略的回顾。考虑到八十年代之前的照片太少,所以前边写了点简要回忆,并附录了几篇文章,这样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我过去八十年经历的大体轮廓了。我平时和家人及亲友交流不多,很少谈到自己的过去和工作上的事。现在用这种形式,作个简要回顾,也算是给家人和亲友们留个纪念性的东西吧。

苦难的童年

193295,我出生在河南省济源县(现为市)农村一个小集镇——西轵城。济源县北傍太行山,西临传说的《愚公移山》中的王屋山,南有黄河,是济水之源,故名济源县。在我刚记事时,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兄弟六人,父亲卫子玉排行五,还有两个姐姐(三哥还没成家就夭折了)。当时父亲在安徽省临泉县一个五金商店当学徒,后当店员。几个伯、叔都在原籍,种有几十亩地,还开了个卖油、盐、酱、醋类的杂货店,生活还比较殷实。大概在我七、八岁时分了家,生活便每况愈下。

我的最大不幸发生在可能是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家里人从地里割麦回来后,发现我母亲投井自杀了。母亲为什么自杀,没人向我说过,我估计是劳动中和妯娌们吵了嘴,感到受了委屈。一时想不开,竟寻了短见。母亲是投在家中后院的一个井里。打捞时,大人们用手电筒照着,我也哭着在旁边看。本来我还有个弟弟,母亲死后也夭折了。从此我成了实际上的孤儿。父亲还在临泉当店员,大娘和婶婶们对我还好,今天这家喊,明天那家叫,让我到她们家吃饭。大娘对我最好。我之所以能记住自己的生日,就是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五,大娘都给我做一碗白面条,打两个鸡蛋,告诉我这天是我的生日,是属猴的,参加工作后查了农历对照表,才知道农历八月初五就是阳历九月五日,属猴就是一九三二年。六婶对我也较好。虽然如此,但总觉得是“寄人篱下”,没有了母爱,实际上也得不到父爱,缺失了家庭的温暖,没有了童年的欢乐。这对形成我后来比较“内向、孤僻”不愿与人多交流的性格是有重要关系的。

母亲去世一、两年后,父亲从临泉回去和我现在的继母赵素琴结了婚。继母农民出身,没有文化,本质善良,按照旧社会、传统的标准,对我还算较好。但是面对两个陌生人,一个成了我的继母,一个虽然是亲生父亲,因为相聚的时间太少,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建立不起亲密感,本来应该喊他们爹、娘,但一直喊不出口。只以“父亲”、“母亲”相称,后来则以“老父亲”“老母亲”称呼至今。对此,我父母亲虽然没有说过什么,但心里可能是个“芥蒂”。我并不记恨父母亲,知道童年受的苦,主要是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造成的。 

我的另一个不幸,就是在我童年时碰上了河南省历史上最大的灾荒。大约是发生在民国三十年(也就是公元一九四一年)前后,除了“天灾”,还有“人祸”。群众说是“水、旱、蝗、汤”四大灾害。先是水灾,后是旱灾。连续两三年农业无收。旱灾之后,发生了可怕的蝗虫灾害。蝗虫灾害的严重程度,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蝗虫在天上飞的时候,可以蔽日,白昼如夜;在地面爬的时候,都朝着一个方向,沙沙作响地边吃边行进,过去之后,寸草不留,全部吃光。蝗虫为什么这么多?有的人说,是水灾过后留下的鱼籽变的,但多数群众则认为是“神虫”,不仅不敢扑灭,反而烧香磕头,跪拜求神保佑。水灾、旱灾、蝗虫灾,都没有看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驻军有什么作为,反而是汤恩伯部队扰民、害民,“兵匪一样”。所以群众把汤恩伯部队也称作一大祸害。

史料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挡日军西进,不顾人民的死活,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炮制了罪恶的“花园口事件”。水灾之后,又逢大旱,“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灾害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起初集镇上还有卖吃的东西,但你刚买了个馒头,马上就会被人抢去,先吐上几口唾沫,然后快速跑走。后来集镇上也没有卖东西的了。我家虽不富裕,也算是中等人家,但也没有粮食吃了。开始吃榆树叶,搞不到榆树叶时,又吃榆树皮,就是把榆树皮在锅里烘干、炕黄,然后磨成粉,用开水冲成糊吃。这种糊很粘,像胶糊一样,吃下去解大便很困难。后来榆树皮也吃光了,就吃麦秸。也是把麦秸在锅里烘黄,然后磨成粉,用开水冲着吃,吃了也是解不下大便。许多家里有人饿死,有的甚至全家都饿死了,无人埋葬。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还惨。卖儿卖女,狗吃人尸,人吃人肉之事都有。后来有的报纸报道:河南省那次灾荒死亡达三百万至五百万人。 

灾荒还未渡过,又来了日本鬼子。日本人虽然平时都住在县城,但经常下乡“扫荡”。济源是个多山的地方,鬼子一出城,群众就往山沟里跑,大人、小孩一齐涌向山沟,鬼子就用机枪扫,一阵枪声,山沟里就会死不少人。一次我跟着大人往外跑时,还没跑到山里,就听到枪响,赶快爬在水井边的洼池里,躲过一险!跑进山里后,大家都分别躲进山洞里不敢大声说话,这时如果有小孩哭,家人怕暴露目标连累大家,就把小孩的嘴捂住,有时捂的时间长了,孩子竟就被活活地捂死了。没有跑出来的人,就会遭到各种迫害。日本人进村后抢劫掠夺无恶不作,他们到处抓“花姑娘”,年轻女性若被抓到便会被强奸或轮奸;他们见鸡抓鸡,见羊牵羊,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拿就抢。稍有反抗,就会被一刀刺死。当时的惨状,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在家乡实在过不下去了,为了活命,许多人就外出逃荒。据史料记载,当时河南省外出逃荒到山西省、陕西省、安徽省的有几百万人。我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大伯、四伯两家带着我和继母逃出来找我父亲的。当时逃荒的人很多,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印象中我们几乎没买过车票,没住过旅社,遇到火车就扒上坐一段,不通火车的地方,就步行,晚上就露宿街头。经过多日的艰难跋涉,总算到了临泉。临泉当时因交通不便,所以日本鬼子一直没有到过这里。父亲就在距县城三华里的一个村子,叫古城孜,租了几间草房,一大家人居住下来。父亲还是在五金商店当店员(后来当了门市部经理),大伯、四伯就做点小生意。这样大家在一起可以维持最低的生活。生活安定了,父亲就让我到县城中心小学上学,因为原先在老家已上了一两年小学和私塾,所以就直接插班二年级上学。对于学习的机会我是非常珍惜的,学习很刻苦、很努力。每天早晨吃过饭步行三华里到学校,那时都是泥土路,遇上雨雪天气,泥泞路滑非常难走,但我从没迟到过更没有缺过课。中午就吃一个带去的杂粮干馍,冬天就再买一碗很便宜的热汤,晚上放了学才回家。每次考试,各门功课几乎都是满分,年年都是班级第一名。上到五年级时,县里举行中小学生作文竞赛,我的作文获奖,授予一面印有“倚马可待”的锦旗。老师说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将来可能会保送上中学。即便如此,家庭也无力供我到小学毕业。因为要交学费、书本费,买学习用品。更难的是,还要穿统一式样和颜色的学生装。为了省钱,母亲就拿土布,用黄泥巴或石榴皮水染黄后自己做。后来,也就是1944年,母亲生了弟弟乃恒,家里负担更重了,我就辍学回家,在村里又续读了两年私塾。 

我们居住的村庄——古城孜,都是种菜的农民。在这里住的最大好处是吃蔬菜不用花钱。邻居们都很善良,他们每天下午把菜从地里挖出来,择一择,捆成一把一把的,第二天早晨在水里冲洗一下,然后挑到城里去卖。我的母亲和大娘、四娘,每天就帮他们择菜,择下的老叶子就给我们。有时他们挑到城里没卖完的菜也送一些给我们。另外,烧柴也不用花钱,都是烧扫来的树叶和树枝。麦收和秋收时,我们小孩和大人一起到地里用镰刀割麦茬,用木夹夹豆根晒干后用来烧锅。吃的方面,当时最便宜的是高梁、南瓜、胡萝卜,比较贵一点的是山芋和黄豆,当然最贵的是小麦。一般是每天吃两顿饭,上午吃高粱面糊煮胡萝卜和山芋。大人吃胡萝卜,山芋让小孩们吃。下午就吃高粱掺黄豆磨的杂粮面条。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的。虽然能活着,但总感到饿得得难受。老家济源1944年解放后,大伯、四伯两家就回去了。我们一家仍留在古城孜。临泉在1947年至1948年,处于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你来我往的“拉锯状态”。有一次解放军一度占领临泉时,打开国民党的一个仓库,里面存放大量的小麦面粉和美国的化肥,让群众随便领取,解决了许多穷苦人家断粮断炊的燃眉之急。原来也知道共产党对穷人好,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经过开仓济贫这件事,更加深了这个认识。当1947年解放军路过古城孜时,我就要求参加解放军,部队的同志说我年龄太小,不要我。直到1948年底,临泉才得到完全解放,建立了政权。把临泉分为四个行政区域。城关叫临泉市,农村分设为三个县:临泉县、泉南县、泉阳县。当时,虽然国民党的大部队被赶跑了,但还有不少地方的杂牌部队,叫所谓“大褂子”队,实际上就是土匪。当时的剿匪和社会治安任务很重,政权建设,社会建设,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人。临泉市就成立了干部培训班,通过中、小学老师,动员青年参加培训。经过一个或一个多月培训期间的教育、考查,毕业后分配工作。我就是在1948年底由原中心小学的老师动员参加培训班的。吃住都在培训班,也没告诉父母,直到快结业时,才回去告诉他们。培训班由县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负责上课)和组织部一个副部长(负责考查学员情况和生活管理)两个负责。开始培训班设在县中学,以后迁到郊区。当时淮海战役刚刚结束,每天都有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从培训班门前经过。他们中间往往流露一些不服气的话,说“如果怎样……就会怎样……”。社会上流言和议论也很多,无非是共产党能否站住脚,解放军能否打过长江一类的话。听到这些流言和议论,有些学员思想就动摇了,原来一、二百人的培训班,毕业时就不足百人了。我当时虽然还不了解、不懂得马列主义,但坚信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是大多数,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党和政府、军队,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我没有动摇,坚持到毕业。19492月被分配到临泉县政府财粮科工作(这时临泉市和泉南县、泉阳县、临泉县又都恢复为临泉县)。从此我结束了苦难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